第65章案中案（3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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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死者的裤子里还有大小便。这是因为在窒息过程中，尿道、肛门括约肌松弛，直肠、膀胱等平滑肌收缩，导致大小便流出来了。有些甚至还有排精。这都是机械性窒息的正常表现。
结合环境因素来看。王元鹅是站在餐厅一张凳子上自缢的，凳子已经被踢翻。饭桌被挪到了靠墙角的位置，风扇灯挂在墙顶，位于饭桌的中央上空，只有将饭桌挪开，才能将绳子挂在风扇灯上。
风扇灯只要按照说明书正确安装，正常情况下可以承受100kg以上的拉力，王元鹅身体健康，体型适中，体重远远没有达到100kg。
与餐厅挨着的厨房里，厨具和碗筷摆放得整整齐齐，灶具擦得干干净净，显示着好好过日子的心劲儿。再看卧室，床上被褥整洁干净，没有异常。
现场唯一的疑点是，有一个小小的机械闹钟。本该出现在卧室的闹钟，却出现在餐厅酒柜里，稍显突兀。
敏锐的马弘文疑心大起，很快就发现王元鹅突出眼眶的一对眼珠子，目光却聚焦在闹钟上。这让他怀疑王元鹅是想通过闹钟留下什么线索。
但现场并无外人留下的指纹或其他痕迹，这让马弘文的怀疑失去根基。
勘察现场的法医向来以严谨著称，主张以证据说话，对马弘文见风就是雨的主观臆断不以为然。
没有证据或线索支撑，马弘文的怀疑也就渐渐失去支持，最终不了了之。
闹钟旁边还有一款诺基亚N95的手机，信息草稿箱里存着一条短信，内容只有6个字——遗书：去你妈的！
文韬只听警方说王元鹅留了一封遗书，却并不知道他是以这种方式留的遗书，更不知道遗书内容会如此言简意赅，情感丰富。
“去你妈的”这四个字和“卧槽”这两个字在情绪表达上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往小了说，人的喜怒哀乐，非以这两个词不能尽情尽兴。只要说了这两个词，会发现其他的任何修饰，说得再多都是累赘。
往大了说，人生八苦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，千姿百态的浮世，气象万千的情绪，非以这两个词不能包罗其中。这两个词充满张力，蕴藏能量，力量感十足，更情绪饱满，能高度凝练概括任何人的一生。
从遗书内容来看，王元鹅应当是个不乏幽默感的人，似乎也是个有深度的人。
经历决定厚度，厚度决定高度，高度决定深度。
一个经历阅历丰富的人，一个有深度的人，在即将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，回忆自己的一生，应当会感到五味俱杂，内心似有千言万语不吐不快，但话到嘴边，却浓缩成了四个字——去你妈的！
说了这四个字以后，瞬间觉得通体舒泰，五脏六腑里，像熨斗熨过，无一处不伏贴，三万六千个毛孔，像吃了人参果一样，无一个不畅快。
这四个字完全概括了王元鹅的一生，浓缩了他的一切情绪。不管他的人生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，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；也不管他临死前的情绪是轻快的还是沉重的，是看破红尘的淡然还是被现实压迫的绝望。
马弘文看着文韬手机里的遗书，想到外界舆论乱七八糟的质疑或言论，再看看并无更多线索的现场，忍不住也说了句“去你妈的”。
文韬的遗书虽然不走寻常路，却也不算什么可疑之处。
毫无疑问，法医的现场勘察排除了王元鹅系他杀的嫌疑，基本可确定为自杀。
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王元鹅的死到底是不是自杀，不乏质疑的声音。
为堵住悠悠众口，更为慎重起见，警方进行进一步尸检，发现王元鹅喉头舌骨骨折，指甲没有缺损，指甲缝里没有其他残余物，没有检测出其他人的DNA。
这些都是上吊自杀，并非死后被人挂上去、伪装上吊的力证。
通过外力被杀的可能性基本排除。考虑到王元鹅有可能在被药晕的情况下，被人挂在绳子上，伪装成“上吊”，法医接着对王元鹅尸体的内脏和血液进行检测。
尸体各内脏器官呈明显的瘀血状态，血液呈暗红色、流动性。脾脏呈缺血状态。器官被膜下、黏膜瘀点性出血。同时伴有肺气肿、肺水肿、胰腺出血等。
这些都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尸体内部征象，符合上吊自杀的特征。
但是，尸检过程中很快出现了另一个疑点：在王元鹅的胃里检测出过量的三唑仑药物成分。
三唑仑为处方药，是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物，主要用于治疗失眠。王元鹅因扮演“抗艾斗士”这一角色压力过大，经常出现失眠，需服用三唑仑助眠。
医院有给王元鹅开具这一处方药的记录，但剂量远远低于他死前服用的剂量。
如果大剂量服用三唑仑，就会产生麻醉的药效，换言之，三唑仑一旦过量就是毒品。
在黑市中，三唑仑有着“迷药之王”之称。多名自称售卖三唑仑的药贩子表示，此药无色无味，见效快，持续时间能达到数小时，且受害人清醒后会“失去记忆”。
因此，三唑仑也是黑市中热销的一款“迷药”。多名专家曾评价称，一旦这种药物被人体吸收，受害人几无自救可能。
根据药量判断，王元鹅服用的三唑仑，足以造成他在一定时间内失去知觉，任人摆布。
但现场并未发现搏斗或有外人进出的痕迹。因此，让王元鹅过量服用三唑仑的嫌疑人只有一个，就是他自己。
再结合之前发现的出现在餐厅的闹钟，以及王元鹅的目光始终注视着闹钟正面钟摆，马弘文和法医一番讨论后，得出了一个推论：
为减轻痛苦，王元鹅在上吊前给自己服用了过量的三唑仑，闹钟的作用就在于药效即将发挥之前，能让他掐准时间上吊。
王元鹅因失眠在较长时间内服用三唑仑，对其药效作用十分熟悉。只有精确的掌握并算准药效发作的时间，才能在自己失去知觉之前和最大限度降低痛苦之间，找到一个合适的上吊的时间点。
可以想象得到，王元鹅在上吊时极有可能是这样一幅场景：
将好几个药瓶里的三唑仑全部倒进嘴里后，王元鹅给自己狠狠地灌了几口水，心里计算着药效发作的时长，然后不急不慢地拿起闹钟，设置好响铃的时间，再踩上椅子，将挂在风扇灯上的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缠了两圈，然后静静的等待闹钟铃响。
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时间显得漫长而又短暂。他会在想什么？回忆自己的一生，还是清空自己的思绪，仅是听着自己的心跳？他还有没有想见的人和想做的事？既然选择逃离这狗屎一样的人世，那他应该是了无牵挂的。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王元鹅的倦意越发强烈，思绪越发散乱。那些好的和不好的记忆，快乐和不快乐的往事，伤害和被伤害的人物，也许都会不受控制，一幕幕的浮现在他眼前。
到了后来，他会感觉到头重脚轻，天旋地转，眼皮打颤。
终于，闹钟发出了刺耳的铃声，将他吵得精神一震，但也只是费力地睁了睁眼皮。
他知道，自己的时间到了。
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闹钟的响铃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和目光。
看到闹钟旁边的手机，想起自己留下的遗书，王元鹅兴许忍不住又骂了一句“去你妈的”，然后垫着脚尖踢翻了凳子……
机械闹钟响铃后，只要不设置重复响铃，在无人关闭的情况下，一般2分钟后就会停止响铃。
这样一来，就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吵到隔壁邻居。从这一点来看，王元鹅至少还是个睦邻友好的人。
从王元鹅特意使用机械闹钟，而不使用电子闹钟或手机闹钟来看，王元鹅对上吊自杀显然有过精心准备。
据此，王元鹅尸检出来的第二个疑点也被排除。
在对血液进行检测后，出现了不能算是疑点的第三个疑点：王元鹅并未感染HIV病毒。
马弘文和法医都被这个结果惊呆了。
马弘文怀疑是不是法医哪里搞错了，好意提醒要不要重新再确认一遍，却被法医唾了一脸，说你这是怀疑老子在这一行里干了三十年都在吃白饭。
话虽这么说，为慎重起见，拂袖而去的老法医回头又悄悄地化验了一遍王元鹅的血液，结果没有任何变化。
然后，法医将血液检测报告甩在马弘文的脸上，要他要嘛自己再去检测一遍，要嘛就去调查。
马弘文当然选择后者，但调查结果和文韬所述基本一致。
至此，警方终于确定堰城家喻户晓的“抗艾英雄”仅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
但王元鹅是否感染HIV病毒，和他是不是自杀，这二者之间并无多大关联。因此，这所谓的“疑点”，似乎并不算真正的疑点。
据此，尸检报告最终的鉴定结果，仍旧认定王元鹅为上吊自杀。
结合环境因素来看。王元鹅是站在餐厅一张凳子上自缢的，凳子已经被踢翻。饭桌被挪到了靠墙角的位置，风扇灯挂在墙顶，位于饭桌的中央上空，只有将饭桌挪开，才能将绳子挂在风扇灯上。
风扇灯只要按照说明书正确安装，正常情况下可以承受100kg以上的拉力，王元鹅身体健康，体型适中，体重远远没有达到100kg。
与餐厅挨着的厨房里，厨具和碗筷摆放得整整齐齐，灶具擦得干干净净，显示着好好过日子的心劲儿。再看卧室，床上被褥整洁干净，没有异常。
现场唯一的疑点是，有一个小小的机械闹钟。本该出现在卧室的闹钟，却出现在餐厅酒柜里，稍显突兀。
敏锐的马弘文疑心大起，很快就发现王元鹅突出眼眶的一对眼珠子，目光却聚焦在闹钟上。这让他怀疑王元鹅是想通过闹钟留下什么线索。
但现场并无外人留下的指纹或其他痕迹，这让马弘文的怀疑失去根基。
勘察现场的法医向来以严谨著称，主张以证据说话，对马弘文见风就是雨的主观臆断不以为然。
没有证据或线索支撑，马弘文的怀疑也就渐渐失去支持，最终不了了之。
闹钟旁边还有一款诺基亚N95的手机，信息草稿箱里存着一条短信，内容只有6个字——遗书：去你妈的！
文韬只听警方说王元鹅留了一封遗书，却并不知道他是以这种方式留的遗书，更不知道遗书内容会如此言简意赅，情感丰富。
“去你妈的”这四个字和“卧槽”这两个字在情绪表达上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往小了说，人的喜怒哀乐，非以这两个词不能尽情尽兴。只要说了这两个词，会发现其他的任何修饰，说得再多都是累赘。
往大了说，人生八苦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，千姿百态的浮世，气象万千的情绪，非以这两个词不能包罗其中。这两个词充满张力，蕴藏能量，力量感十足，更情绪饱满，能高度凝练概括任何人的一生。
从遗书内容来看，王元鹅应当是个不乏幽默感的人，似乎也是个有深度的人。
经历决定厚度，厚度决定高度，高度决定深度。
一个经历阅历丰富的人，一个有深度的人，在即将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，回忆自己的一生，应当会感到五味俱杂，内心似有千言万语不吐不快，但话到嘴边，却浓缩成了四个字——去你妈的！
说了这四个字以后，瞬间觉得通体舒泰，五脏六腑里，像熨斗熨过，无一处不伏贴，三万六千个毛孔，像吃了人参果一样，无一个不畅快。
这四个字完全概括了王元鹅的一生，浓缩了他的一切情绪。不管他的人生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，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；也不管他临死前的情绪是轻快的还是沉重的，是看破红尘的淡然还是被现实压迫的绝望。
马弘文看着文韬手机里的遗书，想到外界舆论乱七八糟的质疑或言论，再看看并无更多线索的现场，忍不住也说了句“去你妈的”。
文韬的遗书虽然不走寻常路，却也不算什么可疑之处。
毫无疑问，法医的现场勘察排除了王元鹅系他杀的嫌疑，基本可确定为自杀。
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王元鹅的死到底是不是自杀，不乏质疑的声音。
为堵住悠悠众口，更为慎重起见，警方进行进一步尸检，发现王元鹅喉头舌骨骨折，指甲没有缺损，指甲缝里没有其他残余物，没有检测出其他人的DNA。
这些都是上吊自杀，并非死后被人挂上去、伪装上吊的力证。
通过外力被杀的可能性基本排除。考虑到王元鹅有可能在被药晕的情况下，被人挂在绳子上，伪装成“上吊”，法医接着对王元鹅尸体的内脏和血液进行检测。
尸体各内脏器官呈明显的瘀血状态，血液呈暗红色、流动性。脾脏呈缺血状态。器官被膜下、黏膜瘀点性出血。同时伴有肺气肿、肺水肿、胰腺出血等。
这些都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尸体内部征象，符合上吊自杀的特征。
但是，尸检过程中很快出现了另一个疑点：在王元鹅的胃里检测出过量的三唑仑药物成分。
三唑仑为处方药，是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物，主要用于治疗失眠。王元鹅因扮演“抗艾斗士”这一角色压力过大，经常出现失眠，需服用三唑仑助眠。
医院有给王元鹅开具这一处方药的记录，但剂量远远低于他死前服用的剂量。
如果大剂量服用三唑仑，就会产生麻醉的药效，换言之，三唑仑一旦过量就是毒品。
在黑市中，三唑仑有着“迷药之王”之称。多名自称售卖三唑仑的药贩子表示，此药无色无味，见效快，持续时间能达到数小时，且受害人清醒后会“失去记忆”。
因此，三唑仑也是黑市中热销的一款“迷药”。多名专家曾评价称，一旦这种药物被人体吸收，受害人几无自救可能。
根据药量判断，王元鹅服用的三唑仑，足以造成他在一定时间内失去知觉，任人摆布。
但现场并未发现搏斗或有外人进出的痕迹。因此，让王元鹅过量服用三唑仑的嫌疑人只有一个，就是他自己。
再结合之前发现的出现在餐厅的闹钟，以及王元鹅的目光始终注视着闹钟正面钟摆，马弘文和法医一番讨论后，得出了一个推论：
为减轻痛苦，王元鹅在上吊前给自己服用了过量的三唑仑，闹钟的作用就在于药效即将发挥之前，能让他掐准时间上吊。
王元鹅因失眠在较长时间内服用三唑仑，对其药效作用十分熟悉。只有精确的掌握并算准药效发作的时间，才能在自己失去知觉之前和最大限度降低痛苦之间，找到一个合适的上吊的时间点。
可以想象得到，王元鹅在上吊时极有可能是这样一幅场景：
将好几个药瓶里的三唑仑全部倒进嘴里后，王元鹅给自己狠狠地灌了几口水，心里计算着药效发作的时长，然后不急不慢地拿起闹钟，设置好响铃的时间，再踩上椅子，将挂在风扇灯上的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缠了两圈，然后静静的等待闹钟铃响。
在等待的过程中，时间显得漫长而又短暂。他会在想什么？回忆自己的一生，还是清空自己的思绪，仅是听着自己的心跳？他还有没有想见的人和想做的事？既然选择逃离这狗屎一样的人世，那他应该是了无牵挂的。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王元鹅的倦意越发强烈，思绪越发散乱。那些好的和不好的记忆，快乐和不快乐的往事，伤害和被伤害的人物，也许都会不受控制，一幕幕的浮现在他眼前。
到了后来，他会感觉到头重脚轻，天旋地转，眼皮打颤。
终于，闹钟发出了刺耳的铃声，将他吵得精神一震，但也只是费力地睁了睁眼皮。
他知道，自己的时间到了。
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闹钟的响铃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和目光。
看到闹钟旁边的手机，想起自己留下的遗书，王元鹅兴许忍不住又骂了一句“去你妈的”，然后垫着脚尖踢翻了凳子……
机械闹钟响铃后，只要不设置重复响铃，在无人关闭的情况下，一般2分钟后就会停止响铃。
这样一来，就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吵到隔壁邻居。从这一点来看，王元鹅至少还是个睦邻友好的人。
从王元鹅特意使用机械闹钟，而不使用电子闹钟或手机闹钟来看，王元鹅对上吊自杀显然有过精心准备。
据此，王元鹅尸检出来的第二个疑点也被排除。
在对血液进行检测后，出现了不能算是疑点的第三个疑点：王元鹅并未感染HIV病毒。
马弘文和法医都被这个结果惊呆了。
马弘文怀疑是不是法医哪里搞错了，好意提醒要不要重新再确认一遍，却被法医唾了一脸，说你这是怀疑老子在这一行里干了三十年都在吃白饭。
话虽这么说，为慎重起见，拂袖而去的老法医回头又悄悄地化验了一遍王元鹅的血液，结果没有任何变化。
然后，法医将血液检测报告甩在马弘文的脸上，要他要嘛自己再去检测一遍，要嘛就去调查。
马弘文当然选择后者，但调查结果和文韬所述基本一致。
至此，警方终于确定堰城家喻户晓的“抗艾英雄”仅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
但王元鹅是否感染HIV病毒，和他是不是自杀，这二者之间并无多大关联。因此，这所谓的“疑点”，似乎并不算真正的疑点。
据此，尸检报告最终的鉴定结果，仍旧认定王元鹅为上吊自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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